史上较长黄金周终于要来了，在等待放假的日子大家都无心工作，于是各种关于放假的创意层出不穷，今年的创意来自“雪姨版放假表”。灵感来源于在《情深深雨蒙蒙》中的王琳扮演的“雪姨”，丰富的表情和肢体动作让网友惊呼“雪姨代表我的心”！

　　虽然不想破坏大家等待放假的好心情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个恶搞的时代，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拿来进行恶搞。当然，善意的恶搞无伤大雅，就如“雪姨”这样，但没有底线的恶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大不幸了。近年来，随着网络的发达，一些人以电影电视、网络随笔、学术研究、文学创作、戏剧表演、商业广告等方式对诸多的文化经典、历史人物、词语文字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和演绎。“文化新论”和“文化新品”犹如雨后春笋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俨然已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。

　　文化界对于“恶搞文化”有褒有贬。有学者认为，“恶搞”严重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，并上升到民族的高度，认为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出现大面积的恶搞，则说明这个国家、民族、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态有问题。但也有学者认为，“恶搞”无伤大雅，甚至也有一定的正面价值，是“人民冷嘲热讽的解构姿态，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，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”。虽然不至于上升到如此高度，但至少它让人们暂时获得了一些快乐和满足感。

　　一个叫奥尔兹的美国人曾经在上个世纪50年代做过这样的实验：把小白鼠放在透明的箱子中间，一头放食物，一头是一个能刺激下丘脑“快乐中枢”的电键。在一次小白鼠吃饱喝足后偶然接触了电键，它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、直接的、极乐的刺激，从此便欲罢不能。它一直踩在电键上，一遍一遍感受着快乐，持续了近20个小时……是的，最后它死了，死在了食物旁，死在了快乐里。

　　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美国作家尼尔·波兹曼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过一本《娱乐至死》的着作，他写到：在这里，一切公众话语都演变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，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。我们在政治、宗教、新闻、体育、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，毫无怨言，甚至无声无息，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。

　　很遗憾，上个世纪的预言正是今天的写照，只是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正在扮演着小白鼠的角色呢？是的，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！传播媒介的空前发达让全民皆记者，围观成为一种风尚。你有权爆料，我有权围观，大家在各种八卦和围观中生生不息，娱乐至死。

　　如今的人们，被禁锢在各种显示器面前，电视、电脑的发明让已将政治、新闻、教育乃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喧哗缤纷的“杂耍”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；而传播媒介的日益发达更将这堂“杂耍”散布到地球的各个角落。在那一张张屏幕上，无论多么恐怖的天灾，多么残忍的人祸，多么荒诞的故事，只要你轻轻一按遥控器或鼠标，一切便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娱乐圈为争名夺利无所不用其极，社会上为出人头地机关算尽。这是一个麻木冷漠的时代，别人的不幸只要与我无关就万事大吉；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，超过千字的文字都嫌太长，读纸质书更是一种奢侈；这也是一个嘈杂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在诉说，却不再愿意倾听……

　　恐惧灾难、喜悦美好的本能让我们爱上娱乐；人生失意、社会残酷的境遇让我们爱上娱乐，于是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娱乐至上的物种。娱乐也许暂时可以逃避烦恼，但永远不能排忧解难。当然娱乐也是一种权利，是当下我们所剩无几的权利。但也有可能，我们会回因过度娱乐而衰竭至死，我们的民族会因娱乐至上而毁灭文化！

　　正如波兹曼所担忧的那样：“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，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，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，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，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，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，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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