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,河北红十字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,再次遭遇举报。今年4月,石家庄美丽妈妈团,向河北省扫黄办举报,上述这家冠以“红十字”的医院,在校园发放低俗杂志,倡导人流,有违红会精神。举报随后被立案。
该院行政院长张振义承认确有此事。他认为,宣传人流是引导孩子做正确的事。由于工商部门要求,现已停发人流广告。
省红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上述医院为民营医院,此前也被人举报,2010年,有人检举该院伪造红会公文,先给村民免费体检,后施以手术,收取昂贵费用。“因其给红会交付钱款后,红会未追究此事。”
6月3日,省红会官员马玉民承认,红会与该医院有经济往来,该院所为,损害红会声誉,红会正在调查。
《天使之音》红褐色,《故事会》大小。它的印刷者是河北红十字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,医院说,这是一本给意外怀孕女大学生送来福音的杂志。
然而,大学生和检举者们却不这样认为。
“这东西真挺害人的。”大学生李欢清晰记得第一次看《天使之音》的情境,翻开书页,上面印满人流及处女膜修复广告。广告会插印在文中,或在故事末尾。
李欢记得有篇描述夫妻出轨后放荡情欲生活的故事,文章写道,“雪白的身体,真白”,围观的同学看到这儿,哄然大笑。
李欢承认,他会受到“杂志”的某些影响。“反正杂志上说,无痛人流才480元,就放松了警惕。”
6月2日,李欢说,女友怀孕后他们去了该院做人流,花费好几千元,也没完事。“医生说,480元只包含手术费,不包括药费、输液费等。”
河北石家庄美丽妈妈团一个致力于清除各种色情刊物的民间团体,向河北省扫黄办举报,这家冠有“红十字”的民营医院,传播低俗“杂志”。
她们将红十字医院的行为总结成“穿着白大褂的商人”。
“为给医院的人流和修复处女膜多拉业务,就拿黄色故事诱引孩子们纵欲,这让人很绝望。”妈妈团的成员张淑说。
天使的声音?
一家冠以“红十字”的医院在学生中发广告,宣传人流;有人认为“这是鼓励道德滑坡”
王娜是石家庄一名大学生,说起《天使之音》,她感到困惑。
“我知道这不是一本好书,可有什么办法呢,这几年几乎每周都有人悄悄把书从门缝里塞进来。”王一边吃饭一边说。
在今年三月以前,这本饱受争议的“杂志”,正通过学生的手不断传进大学校园。
2012年3月,大眼睛姑娘张海宁,开始接受医院的杂志发放培训。
培训地点在河北红十字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,六楼的一间会议室,挤满前来勤工俭学的学生,几位操着南方口音的妇女给学生们培训。
“发给老年妇女,罚;不好好干活扔进垃圾桶,罚。”南方妇女说话很快,张海宁记得,除一系列罚款事项外,妇女向她们反复强调,要得到每天40块的工资,必须把杂志分发到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手中。
张海宁是河北石家庄大学的一名学生,为勤工俭学,到这家红十字医院打工。
介绍张来打工的是她同学,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女孩。她说,有一网站编辑,电话里告诉她,有个既可做公益又能赚钱的活儿替一家红十字医院发放宣传杂志。
张海宁的公益之旅持续了32天,有时候,她在学校发《天使之音》;还有些时候,到人口密集的地方,发医院印发的扇子或者卡片。
今年4月,她意识到上当了。她的一位师姐把一本《天使之音》放到她床头。杂志里夹着一张纸条,写着“内容色情,请慎重考虑”。
“不能再发了,书里面都是不好的东西。”张海宁说,她现在已经不干了。
美丽妈妈团一名成员认为《天使之音》的危害性很大,她告诉记者,“第一胎是健康的宝宝,鼓励人流会危及民族的整体素质。”
妈妈团的观点得到韩丰聚的支持。
这位曾任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官员,瞄了几眼《天使之音》后,把书扔到了办公桌上,说“这简直就是在鼓励道德滑坡。”
“印黄色故事,有点考虑不周”
该红十字医院院长张振义认为宣传人流是引导孩子做正确的事,并教育孩子下次别犯错
40多岁的张振义,是河北红十字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行政院长。坊间传言身宽背厚的他,是一位山西农民。对此,该医院否认,医院方面说,张的专业是医用照相。
6月3日,身穿白大褂,内衬花衬衫的张振义,在办公室里解释了医院散发杂志的行为。
“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。”他说,“现在大学学校操场上,每天早上都有好多用过的避孕套,一些学生们的精力也不在学习上,我们这么做只不过是在引导孩子们做一正确的选择。”
院长并不否认杂志里印着黄色故事,他把这称作“有那么一点点考虑不周。”
采访中,有人质疑,红十字会的宗旨是,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,发扬人道主义精神,促进和平进步事业,“红十字的医院怎么可以倡导人们去人流?”
张振义回应了这一质疑。他认为,这是受大环境影响所致。
张振义说,如果医院不去宣传,很多学生就会因为害羞,去黑诊所看病。比如,前不久他听说,一个女孩在寝室里生下了一个男婴,“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”
当被问及宣传人流是否与红十字精神相悖时,院长瞪大了眼睛,把手推向半空。
“不要和我说这些,宣传如何避孕是计生部门的事情。”他说,近来在工商部门的要求下,医院已经停发人流广告。这一举措让自己很心疼,不是因为医院生意受到影响,而是因为好多学生失去了去好医院看病的机会。
张振义说,医院很委屈,就拿饱受争议的人流来说,医院一直要求医生对每个做人流的学生进行教育,防止下次再犯错,可社会上偏偏盯着医院的一些瑕疵不放。
公益背后盈利之道
村民冯玉花称,上述医院为其免费体检后施以手术收费1800元,其去县医院检查,被告知“没病”
接受采访时,张振义反复强调他的这家红十字医院,是“专心从事公益事业的医院。”
不过在石家庄市周边的农村,则会听到另外一种说法。
正定县南白店村村民冯玉花,曾对河北红十字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十分信任。如今,她坐在村头,告诉身边的妇女,永远不要去那儿看病。
冯玉花去这家红十字医院看病,源于两年前,村上妇联主任的宣传。
那是2010年,村妇联主任在大喇叭里反复广播,“社员们,省红会的大夫下乡免费给妇女们体检了。”广播播出时,冯玉花在田里干活。当村上的女人们,小跑着奔向这家医院停在村口的客车时,她决定也去瞧瞧。
人多座少,客车上,冯搬了个小椅子坐在过道。她记得,车上几十人不光有村上的人,还有邻近乡镇的老乡。
“几十人去的时候都说说笑笑,等回来全都蔫了。”冯回忆说,几乎一整车人都被检查出毛病,还有些人被告诉可能得了癌。
检查中,冯被告知患上严重的妇科疾病。
冯玉花坐在炕头翻出了一张红十字医院拍摄的腹部B超图像。她指着图像上一大片血迹说,当时大夫也指着这里说,病得很重,“俺一怕就做了手术,花了1800元。”
时至今日,冯玉花也没搞懂,当时自己做了什么手术。她只记得,手术耗时五六分钟,没有手术刀,没有麻醉,只有一位医生把一台发热的仪器放在她肚子上照了几遍,就说病治好了。
“当时我还没闹清咋了,医生就喊下一个。”冯玉花说。
与冯玉花有着相同经历的人,在石家庄周边的县城乡村并不少见。
她们说,当时在医院,都被医生说得很害怕,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化验单子还没出来就烤了“神灯”,对于没带钱的患者医院很大方,只要写欠条就一律先手术。
据该医院的一名医生说,那是一种类似伽马刀的手术方式,但没看到具体病历,无法细说。
冯玉花回到县里,又去县人民医院检查,一位大夫看了她拿出的片子说,“你没病,片上的血可能是人涂上去的。
在正定县及赞皇县医院,三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夫均说,两年前确实有很多妇女来医院检查,说在一家红十字的医院看出了毛病,经复查,70%的妇女很健康。
对于上述村民投诉,河北红十字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给出截然不同的说法。
“在我们医学界,一家医院不认同另外医院的检查结果,是很正常的。”张振义说,另外一个人上午检查有病,下午就没病了也比较常见。
伪造红会批文
红会官员马玉民介绍,该院为一民营医院,2010年伪造了红会批文去乡间义诊
冯玉花至今回忆被骗一事,还有些激动。
她说,在确诊无病的一周后,她和村民又看见河北红十字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那辆客车。她和村民将车拦下,并叫来县卫生局医政管理科的人。由于该院义诊时,没有备案,被县卫生局罚款。
据正定县卫生局一位官员介绍,2010年该县曾对那家医院进行过行政处罚。
张振义承认有被处罚一事,他解释说,当时和县妇联合作,因为义诊心切,未来得及去县卫生局备案。
事实上,河北红会并不知道免费体检一事。河北省红十字会把这次活动称为“拉大旗,扯虎皮”。目的不是公益,是牟利。
“他们给正定县妇联出示的省红会文件是伪造的。”红会官员马玉民介绍了医院伪造文件的过程。
首先,医院找来了省红会此前下发的文件做底片。然后,伪造了省红会同意其下乡体检的文字内容;接下来,伪造内容盖在了原文上被送进了复印机。,医院拿到一份印有河北省红会抬头及公章的复印件。
付先生是河北一家媒体的记者,曾对这家红十字医院的上述行为进行曝光。
“无论你怎么曝光它永远能正常营业。”他说,他对医院曝光后,院方找了过来,不过不是解释情况。“他们说自己是红十字会的直属单位,要求我们为医院播出一些正面节目,以消除负面影响。”
“你搞不清,它是不是红十字的医院。”他说。
据石家庄卫生局和红会档案显示,河北红十字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,是一家民营医院。
3月15日,江西吉安市公路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尹飞宇因陪客醉酒当场死亡。据了解,吉安市公路局赔偿尹飞宇家属75万多元。吉安市公路局表示,尹飞宇并非在公务接待时喝酒致死,并表示75万元是“局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上给予尹飞宇家属一定的抚恤补助”。
“接待就是生产力”,这是日前备受公众关注的某地的一条标语,尽管这样的标语只是个例,但把接待视为“生产力”的情况,却在很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。正是因为有如此扭曲的接待意识,才是“陪酒醉死”悲剧发生的真正祸根。面对公路管理局办公室因陪客醉酒而亡的惨剧,尽管有关方面遮遮掩掩,试图掩盖问题,然而,当下大肆存在的接待“弊病”却不容小视。
“能喝半斤喝八两,这样的干部要培养”、“能喝八两喝一斤,这样的干部我放心”……在当下的官场上,各种荒诞的“酒文化”可谓十分盛行。如此问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公款大吃大喝的歪风邪气,而且,也成为了滋生贪腐问题的“罪魁祸首”,甚至,也直接导致很多官员因胡吃海喝伤害了自身健康,甚至有的官员由此而葬送宝贵的生命。
甚至,有些干部还认为酒量大小乃影响仁途的关键因素,虽然如此观点不具备一定的普遍性,但是,在一个有着深厚酒文化的国度里,“酒精”很多时候都扮演着官场上关系运作的“润滑剂”,喝酒往往是编织关系网的重要方式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不仅高档酒店的收费价格扭曲增长,而且,茅台等高端白酒更是频频“撒酒疯”,尽管价格一路飙升,但依然是供不应求。
荒诞的“酒文化”,既助长了公款吃喝的歪风邪气,也扰乱了市场秩序,而更为致命的问题,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机关正常的选人用人。有些干部热衷于偷机取巧,虽然平时工作热情不高,但一到酒桌上,就来了精神,特别是在领导面前时,更是表现出一副“千杯不醉”的奴才相,就算身体早已吃不消,也死撑硬扛,想方设法多向领导敬几杯酒,从而为自己的仁途而“投资”。
更可怕的是,确有少数领导在对下级考量时,并不看其工作中能力、素质等,而是以其在酒场上的表现来定乾坤,还有更荒唐的,近年来,一些单位在选人用人时,直接把酒量作为一项硬性指标,着实让人匪夷所思,真不敢想象,这样的单位究竟是为了吃饭喝酒还是为了百姓谋利益。无论如何,面对陪酒醉死的惨剧,对于各级党委、政府来说,当应将其视为一记警钟。
特别是对于各级纪检部门来说,在当前着力优化党员干部作风的新形势下,当应把高档酒店、高端白酒等视为情真意切的反腐线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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